在环境运动论之前，对于西方建筑的生态环境认识基本以适应自然、与自然和谐为主题，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并没有成为主要矛盾，其中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约束，城市中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没有突显出来。受环境决定论和崇尚自然的影响，自然力对城市建筑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，西方建筑的布局与空间形态都能反映出自然环境的特征，殡葬建筑也不例外。工业革命后，生产力的提高和城市迅速发展，导致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，从危害人们生理健康和心理需求发展到整个社会矛盾，城市和建筑环境的改善迫切需要自然调节，自然对城市建筑的意义受到重新审视，真正意义的城市生态化过程才算开始。

环境决定论认为自然环境在人类事物中发挥着“原动力”的作用。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格拉底(Hippocrates)提出气候决定论，他的名著《空气、水和场地》对以后的自然生态观有着深远的影响。近代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将环境决定论归纳为自然条件(尤其是气候)决定人的性格;自然条件(尤其是土壤、气候)决定人的心理素质、情感关系;自然条件决定地方法律及国家政体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观方面也持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。

直到19世纪，希波格拉底的体液论是环境决定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，他认为人体含有四种“体液”--黄胆汁、黑胆汁、黏液和血液，分别代表火、土、水和血四种物质。这四种液体的一定比例导致人的体格和性情的差异，而气候是造成体液“平衡”的原因，因而也是形成体质形态和性情的地域差异的原因。在环境决定论中，物质文化和技术被认为受环境影响最大18)，不同地区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自然力的敬畏和顺从，因而产生了众多仰赖于自然的建筑空间环境，这也就是地域建筑文化独特性的环境解释。环境决定论使人们认识到整体性的意义，即人工环境不是随心所欲的，是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和限制的。环境决定论推动了西方建筑尊重自然的科学精神，这在维特鲁威的《建筑十书》中有集中的反映。在人类技术手段不足以超越自然的时代，人们能够找到与自然相适应的人工环境，依靠自然力量平衡着城市建筑的各种生态关系。

受到自然环境观的影响，19世纪20-30年代，在英国出现了最早的经过设计的现代公墓，它们有三种基本形式:风景型、规整型和过渡型。到19世纪40年代，简单几何形式的公墓变得普及，再到20世纪的英国，公墓的形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护的便利性而非审美需求。草坪形式的墓地作为传统形式遗址延续下来。林地型的墓地应用得比较少，因为它需要林地资源并且只能提供较小的空间和密度，但在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比较普遍。建筑型公墓在欧洲南部采用的较多。很多城市中，公墓同时作为公园而出现，它具有纪念和游憩双重功能。一些现代的公墓设计将林地型与草地型结合起来，具有北欧传统的林地型公墓开始在欧洲南部流行。由于人口的增加、墓地维护费用的增加以及墓地的维护质量的降低，专家们一直在研究新的墓地形式和应对方法。因此急需将它们重新纳入到城市开放空间系统。克里斯托夫·亚历山大在1977年提出墓地分散化，在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聚居区分别建立小型的墓地，这样也可以加强居民区的归宿感。